力守藍全全與護海態安倉色糧陽江洋生

休漁期，是阳江魚類產卵繁殖的關鍵階段。2023年5月至7月，全力正值南海伏季休漁期，戴某光、戴某文指使付某、黃某雄、湯某華、林某、馮某君等人多次駕駛6艘漁船，從海陵島閘坡漁港碼頭出發，使用“底拖網”在南海海域進行非法捕撈。這種作業方式是將漁網沉入海底，由漁船拖曳前行，迫使網口範圍內的漁獲物進入網內，對海洋生態環境及漁業資源造成極大破壞，被園區明令禁止使用作業。

2023年7月14日，當付某等人駕駛漁船返回閘坡漁港準備卸貨時，被公安機關現場查獲。經清點，涉案水產品總重量達2.8萬多斤，案值52萬餘元。後經依法拍賣，14萬餘元成交價款已被全部追繳。然而，“底拖網”對海洋生態造成的創傷卻難以估量——高強度拖曳直接摧毀底棲生物棲息地，幹擾海洋生物生存環境，尤其在魚類產卵期，直接影響其正常繁殖，對漁業資源養護和海洋生態係統穩定造成不利影響。

2023年8月11日，公安機關以戴某光團夥涉嫌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向江城區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江城區檢察院刑事檢察部門在辦理該案過程中，發現其中涉及公益訴訟線索，隨即將其移送公益訴訟檢察部門。該院公益訴訟檢察部門接到線索後迅速介入調查，並於同年8月31日依法進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立案。

“海洋生態損失必須算準、算清，才能讓破壞者依法足額賠償，為生態修複提供保障。”該院公益訴訟部門檢察官莊值龍說，麵對非法捕撈行為造成的影響，準確核算這筆“生態賬”成為追究法律責任、修複生態環境的前提。

對於該案已售漁獲物生態損害價值計算問題，江城區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團隊深入思考論證。辦案團隊發現，該案非法捕撈行為時間跨度較長，部分漁獲物已被銷售，直接評估存在困難。承辦檢察官以涉案人員的銷售記錄為重要依據，通過逐頁核查筆錄中的捕撈時間、地點、漁獲種類，以及對比交易清單的稱重記錄、買賣雙方等信息，最終確定付某等4人銷售額共計93.41萬元，加之現場查獲的52萬餘元漁獲物，初步確定了直接經濟損失。然而，這僅是生態損失的“冰山一角”，非法捕撈導致的水生生物生長發育受阻、繁殖鏈斷裂，以及對海洋底棲與浮遊生物棲息地的嚴重破壞等間接損害，尚未被納入考量。

為全麵評估生態損失，江城區檢察院委托專業機構進行科學鑒定。依據相關規定及科學評估，2023年5月12日至7月9日，付某、黃某雄、湯某華、林某4人造成水生生物資源損害價值分別為318萬元、348萬元、246萬元、115萬元；2023年7月9日至7月14日期間，4人造成水生生物資源損害價值共計約388萬元，最終認定付某等4人造成的水生生物資源損害總額為1415萬餘元。

“這是用法律手段為生態修複‘定價’，讓違法者不僅為非法捕撈的漁獲買單，更要為長遠的生態破壞擔責。”莊值龍說。

2024年1月23日、6月27日，江城區檢察院分別對付某、黃某雄、湯某華、林某、戴某光、戴某文、馮某君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要求上述人員承擔造成的海洋水生生物資源損害共計1415萬餘元及鑒定費5萬元。

為確保未來判決能夠有效執行，江城區檢察院在辦案初期即將財產保全作為重點工作推進。承辦檢察官經調查發現，戴某光團夥用於作案的6艘漁船，既是犯罪工具，也是可供執行的重要資產。

2024年4月12日，江城區檢察院向法院提交財產保全建議書，詳細闡述了該案民事賠償金額巨大、被告人可能存在轉移資產風險等情況，並附上漁船權屬證明、被告人訊問筆錄等13份證據材料，論證財產保全的緊迫性與必要性。同日，江城區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對涉案的6艘漁船予以查封。

在紮實的證據與前期工作基礎上，江城區檢察院依法提起訴訟。2024年12月27日及2025年2月12日，江城區法院先後作出判決，以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判處付某、黃某雄、湯某華、林某有期徒刑十一個月至九個月不等，判處戴某光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同時判令上述人員對1415萬餘元海洋水生生物資源損害承擔賠償責任，戴某光對全部賠償承擔連帶責任。

近年來，江城區檢察院始終把海洋生態保護作為公益訴訟工作的重點領域。據統計，自2023年至今，該院共辦理非法捕撈相關公益訴訟案件7件，通過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累計督促違法者承擔生態環境修複賠償金1431萬餘元，為海洋生態文明建設與漁業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實保障。